说唱对于戏曲的影响有两方面：一是说唱文学对剧本创作的影响；一是说唱音乐对戏曲唱腔的影响。

　　唐代寺院用边唱边讲的方式讲说佛经故事和世俗故事,称为“俗讲”或“啭变”,这类讲唱的本子叫做“变文”。变文的文体是一段散文和一段七言或五言的韵文相间。

　　这种文体后来为宋代鼓子词所继承，用以咏唱故事，如《蝶恋花鼓子词》,叙述崔莺莺与张生的故事,就先念诵一段元稹《莺莺传》的原文，接着咏唱一支〔蝶恋花〕词，这样一段散文一首词咏唱下去，直到讲完这个故事。

　　北宋中叶，说唱艺人孔三传创造了一种诸宫调来说唱长篇故事。诸宫调的形式是在乐曲上不限于用一支曲子，而且不限于用同一宫调的曲子，而是按故事的情节需要，选用合适的宫调的曲子来表现。 中国的说唱艺术到了13世纪的金代，出现了董解元的说唱诸宫调《西厢记》。“董西厢”的出现，表明说唱艺术无论在文学上还是音乐上都已经完全成熟；而说唱艺术的成熟，则为戏曲的产生在文学上和音乐上铺平了道路。

　　元代钟嗣成《录鬼簿》认为董解元是北曲的首创人。在唱腔音乐上，金代诸宫调是元代北曲的先行者。元杂剧中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在文学上正是“董西厢”进一步的戏剧化。